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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说的“办法”，很快就来了。

    三月初五，李裕上山，带来一个消息：郡府要开“常平仓”放粮赈灾，但只放给有户籍的良民。流民和黑户，不在赈济之列。

    “这是要逼死流民啊。”李裕叹气，“王郡守也是无奈——常平仓的存粮本就不多，只能先保‘顺民’。”

    “那流民怎么办？”张角问。

    “郡守的意思是……各乡自行安置。”李裕看着他，“张先生，现在各乡都在传，说你这里有饭吃。我担心……会有大量流民涌来。”

    张角沉思片刻：“来者不拒。但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所有入社者必须劳动，不养闲人；第二，各乡若有流民，可以送来，但我们按人头收‘安置费’——不要钱，要粮食、种子、农具、或者劳力。”

    李裕眼睛一亮：“这主意好！既解决了流民问题，又让各乡出出血。”

    “不止如此。”张角说，“你回去告诉各乡乡绅：太平社愿意帮他们安置流民，但要求他们按我们的方法改革田租——降低租率，设立义仓，兴办学堂医棚。愿意的，我们长期合作；不愿意的……流民闹事的时候，别来找我们。”

    这是把危机转化为契机。饥荒之下，流民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谁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谁就能掌握主动权。

    李裕下山后，张角立即调整部署：扩大收容点，增加临时窝棚，同时派褚飞燕带人深入各乡，暗中散布消息——“太平社有粮，只要肯干活，就有饭吃。”

    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。从三月初十开始，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流民来到新地山口。张宝的民政部忙得连轴转，登记、分派、安置，还要组织辅导员宣讲社规。

    到三月中，新地人口突破四千大关。

    粮食压力更大了。但张角早有准备——他让工坊加紧制作渔网、陷阱、弓箭，组织大规模的采集渔猎活动。同时，派人去黑山和太行山，用盐、铁、药品，与山里的势力交换粮食和山货。

    “杨奉那边已经断粮了。”褚飞燕回报，“但他手里有皮货、药材、还有几十匹马。我们一石盐换他三石粮，他眼睛都不眨就答应了。”

    “张白骑呢？”

    “张白骑也缺粮，但他更缺兵器。我们给他十把刀，他给了五石粮，还答应……以后我们的人过境，他不拦截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张角说，“继续换。但记住——粮食要分批运回，走不同的路线，不要引人注意。”

    饥荒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人性的善恶，也照出了势力的强弱。当其他地方为了一口粮食杀人放火时，太平社却通过严密的组织和公平的分配，维持着基本的秩序。

    但这秩序，是脆弱的。

    三月二十，第一起粮食盗窃案发生了。

    偷粮的是个新入社的流民，姓孙，原本是个小贩。他半夜潜入公仓，偷了三升粟米，藏在床铺下，准备第二天托人带出去换钱——他在外面还有个相好，想接进来。

    被抓到时，孙某跪地求饶，说家里老母快饿死了。但辅导员一查，他根本没有老母。

    “按社规，偷盗公粮者，逐出。”张宝请示张角，“但现在是特殊时期，要不要……从轻发落？”

    张角摇头：“规矩就是规矩。若这次轻饶，明天就会有十个、一百个效仿。到时候，公仓被偷空，所有人一起饿死。”

    他下令：当众鞭二十，然后逐出太平社。

    行刑那天，所有社员都被召集到学堂前的空地。孙某被绑在柱子上，由卫营的人行刑。鞭子抽下去，皮开肉绽，惨叫声让很多人别过脸去。

    二十鞭打完，孙某已经昏死过去。张角让人给他伤口上药，然后扔出山口。

    “给他三天的口粮。”张角说，“这是最后的情分。但从今以后，他与太平社再无关系。是死是活，看他的造化。”

    这事的震慑效果是明显的。之后半个月，再没有发生偷盗事件。但也有人私下议论：张先生太狠了。

    这些议论传到张角耳中，他只在社议会上说了一句话：“乱世用重典。我不是圣人，我只想让跟着我的人活下去。若有人觉得我狠，可以走。但留下的，必须守规矩。”

    没人走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离开太平社，在这饥荒年月，活不过三天。

    三月末，王允的使者又来了。

    这次来的是个年轻文士，姓陈，是王允的门生。他带来郡守的手令：征调太平社“防疫协理”张角，前往郡府协助“赈灾安民”。

    “郡守说，张先生防疫有功，又善安置流民，正是朝廷所需之才。”陈文士说话很客气，“若先生愿意，郡守可保举先生为‘劝农使’，秩比三百石。届时，先生可名正言顺地安置流民，推行新政。”

    这是个诱人的提议。有了官身，很多事就好办得多。

    但张角知道，这是王允的试探，也是收编。一旦他接受这个官职，就等于纳入官府体系，太平社的独立性就没了。

    “郡守厚爱，在下感激涕零。”张角斟酌着措辞，“但在下一介草民，才疏学浅，防疫只是侥幸，安置流民更是迫不得已。郡守若有差遣，在下自当尽力，但官职……实在不敢当。”

    陈文士皱眉：“先生这是……推辞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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